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各种问题不断出现。为了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左”的路线，根据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中共黄岩县委开始调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1959年6月，县委副书记贾俊才带领政治研究室3位干部来到路桥公社路桥管理区松塘生产队调查农业成本增高和农民收入减少情况。该生产队地处路桥镇附近，是平原水稻高产区，尤以茭白生产最为有名，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经过近半个月的调查，材料整理出来后，贾俊才认为问题没有调查清楚，于是重新组织了杨皓明等3位干部深入到村进行具体、详实的补充调查。围绕“农民积极性”这个中心议题，他们先后召开干部会。贫下中农、中农座谈会，结合走村进户的个别访问，查阅有关统计数据和财务分配档案，并以收集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与干部社员一起探讨如何解决问题的意见和要求。根据调查结果，于6月30日整理成《关于农民生产积极性问题的调查报告》一文。因该报告反映的地点和情况发生于松塘生产队，后来就被称为《松塘调查报告》。负责调查研究的3位干部，在县委领导的支持下，冒着捅娄子的风险，在《松塘调查报告》中如实地反映出当时农业和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干部作风浮夸不实，强迫命令，生产瞎指挥；提高积累，高征收，割资本主义尾巴，收入减少，农民肚皮吃不饱，生产积极性受挫。

《松塘调查报告》成文后，经黄岩县委办公室和政治研究室认真仔细讨论，县委几个主要领导同意了这个报告，并于7月14日以县委的名义正式上报地、省委和华东局，同时下发到公社党委书记及县级机关各部部长。8月上旬，地委在各县县委书记会议上，把这个报告作为正面典型材料之一加以印发，正在台州地区调查的省委领导也在会上肯定了这个调查报告。

但仅10多天后，地委通知县委就《松塘调查报告》一文进行检讨。黄岩县委违心地做了检讨，认为《松塘调查报告》集中反映了县委存在“先进吃亏”的错误思想，对松塘生产队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和问题做了错误的分析，低估了农民的积极性，把非主流的问题当作了主流，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看成了仍然存在的问题，也没有提出解决的根本方法，对农民关于分配和粮食工作上的意见和批评缺乏明确的阶级观点和客观分析态度。因此，该《松塘调查报告》在客观上产生了悲观、消极的影响。认为县委产生上述错误思想的原因主要是学习不够，觉悟不高。8月25日，县委将检讨书上报地、省委和华东局，并下发各公社党委、县委各个常委、部长。11月中旬中央庐山会议精神贯彻到县后，《松塘调查报告》作者与主要负责人又分别在大小会议上做了检讨。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下达后，特别是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在纠正“大跃进”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的瞎指挥风）时，《松塘调查报告》重新得到肯定。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调查报告又被看作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材料，当时，《松塘调查报告》的作者与县委主要负责人受到了多次批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史终于还《松塘调查报告》一个公正的评价。《松塘调查报告》坚持实事求是，以问题为导向，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发现和解决农业、农村和基层群众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松塘调查报告》像一面镜子，反映了只有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能够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反之，就会遭受挫折。这就是《松塘调查报告》对现实的借鉴和启迪。